林毅夫

个人简历


林毅夫,男,1952年生人

职务与职称: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席。台湾政治大学工商管理硕士(1978年),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8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86年)

研究领域: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

教育背景 :

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

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MBA,1978;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博士后,1987。

工作简历: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87-199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0-1993;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4---。

国内外荣誉:

“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践”, 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2007年10月

北京大学首届蔡元培奖,2006年;

“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践”荣获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6年;

“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践”荣获北京大学第十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6年;

北京市第二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2006年9月

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优秀成果奖,2006年4月

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2005年;

《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荣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4年;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荣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年;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荣获北京大学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年;

威廉.戴维森客座教授,威廉.戴维森学院,密西根大学,2002年;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获第五届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奖,2001年;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中第四章“价格双轨制与供给反应:理论与来自中国农业的经验证据”荣获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2001年;

首场讲座,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迪.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系列,2001年5月;

“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突出贡献先进台胞”荣誉称号,2001年;

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2000年;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北京大学第七届科研著作奖一等奖,2000年;

《技术变迁与收入在农户间的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杂志》1999年度最佳论文奖;

国家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9年;

世界经济论坛,杰出学者(Fellow),1999年;

美国杜克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尼克拉斯杰出演讲系列,主讲人,1999年;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1998年;

国际小麦和玉米研究所(绿色革命发源地)1998年年度杰出经济学家讲座;1998年;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获1998年北京市第5届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著作二等奖;

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会1997年约翰·克劳夫爵士奖(每两年从各国农业经济学家中选出一位获奖);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获1996年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奖科研著作奖一等奖;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获1996年北京大学第五届科研著作奖一等奖;

“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与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度最佳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1992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中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员(Fellow),1993;

香港中文大学林大卫经济学家奖,1993;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个人小传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科学与工程名人录》、《国际名人辞典》、《国际年度名人》等书。


国内外社会兼职:

第7、8、9、10届全国政协委员,

福建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顾问, 2006-2009

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2006-2009

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2006-2008

第四届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2006-2008

中国城市金融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06年7月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特邀高级研究员,2005年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5年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2005年

国务院国家发展与改革计划委员会“十一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05年

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05年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2005年

《国际贸易问题》编委,2005年

《改革》杂志社学术委员,2005年

《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10本经济学著作》论证(编辑)委员会委员,2004年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2004年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2004年6月

全国政协信息特邀委员,2004年4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2004年4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顾问,2004年4月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2003-

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2003-

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咨询委员会顾问,2002-

辽宁省人民政府顾问,2002-

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学生学习指导委员会委员,2002-

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2002-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领导小组主任委员,2001-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2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2001-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任,2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2001-

厦门大学兼职教授,2001-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01-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2001-

国务院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十五”计划咨询审议委员会常务理事会成员,2000;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一届理事、第2、3届常务理事

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

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2000;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2000---;

复旦大学兼职教授,2000-;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1999-

计量经济学会2001年东京大会学术委员会成员,1999-2001;

中国科学技术部第二届国家软科学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

亚洲开发银行“农村贫困问题研究”项目顾问,1999;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

中国农业部第三届软科学委员会委员,1999---;

民建中央顾问委员会成员,1999---;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顾问,1999---;

美国亚洲协会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1999---;

浙江大学兼职教授,1999---;

香港大学博士生校外考试委员,1999-;

亚洲开发银行发展研究院顾问委员会成员,1998---2000;

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农村研究”外部顾问,1998;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20年粮食、农业和环境创新前景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1998---;

国际农经学会第24届世界大会(柏林)学术委员会成员,1997-2000;

国际农业科技研究组织联合会1997年杰出年轻科学家主席奖评委会成员,1997;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资深会员,1997---;

第24届国际农业经济学家联合会学术委员会成员,1997;

计量经济学会远东会议筹备组成员,1997;

荷兰社会科学研究所校外主考人,1997年;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外主考人,1997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1996---;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OECD未来工作组成员,1996---;

国际农业科技研究组织联合顾问组技术咨询委员会成员,1996-1998

国际经济学会“东亚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东京圆桌会议筹备组成员,1996;

东、新、澳17国中央银行培训班课程主任,1996;

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社会部高级顾问组成员,1995---;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6:从计划到市场》外部专家评议组成员,1995-1996;

国际经济学会第11届世界大会(突尼斯)筹备组成员,1995;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1995---;

东亚经济学会理事(国外),1995---;

香港研究拨款委员会专家,199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校外主考人,1995---;

美国杜克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1994;

国际经济增长中心“东南亚经济和环境规划”新加坡会议筹备组成员,1994-1997;

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环境项目领导小组成员,1994-1996;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1994---;

《中国经济评论》编辑顾问,1994---;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太平洋农业政策地区网络领导小组成员,1993---;

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常设领导小组成员,1993---;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校外主考人,1993---。

国际水稻研究所顾问,1992;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经济系客座副教授,1990-1993;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学院兼职教授,1990-;

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1987-1992,教授,1993---,博士生导师,1994---;

世界银行顾问,1986-1990,1993---;


国内外学术期刊编委:

《发展和社会》(英文,韩国)国际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1999---;

《亚洲农业经济学杂志》(英文)(亚洲农业经济学会会刊)顾问编辑,1997---;

《亚洲太平洋经济文献》(英文,澳大利亚)编委,1997---;

《亚洲个案研究》(英文,新加坡)编委,1996---;

《汉城经济学杂志》(英文,韩国)编委,1996---;

《经济研究》编委,1996---;

《农业经济》(英文,国际农业经济学会会刊)副主编,1995-1997;

《太平洋经济评论》(英文,香港)编委,1995---;

《香港企业管理杂志》(英文,香港)编辑顾问,1995---;

《中国经济评论》(英文,美国)编委,1994--;

《农业经济学》(英文,国际农业经济学会会刊)编辑顾问,1992-1994;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学术顾问,1992-1999;

《中国农村经济》编委,1990---;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委,1988---;


海外英文杂志匿名审稿人:

《美国经济评论》(美国)

《农业经济学杂志》(美国)

《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杂志》

《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美国)

《中国经济评论》(美国)

《经济探索》(美国)

《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美国)

《香港企业管理杂志》

《经济和统计评论》(美国)

《比较经济学杂志》(美国)

《发展经济学杂志》(美国)

《发展研究杂志》(美国)

《政治经济学杂志》(美国)


发表著作:

中英文专著:

《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与林老师对话-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与林老师对话-论发展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与蔡眆合作)

《China’s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 Economy: Repercussi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中国加入WTO的反响》) 主编:李昆泰、林毅夫、金济中,韩国: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院;2001年12月

How Did China Feed Itself in the Past? How Will China Feed Itself in the Future?Second Distinguished Economist Lecture. Mexico, D.F.: CIMMYT, 1998. (《中国过去如何养活自己?中国未来如何养活自己?》年度杰出经济学家讲座专辑,第2集,墨西哥:国际小麦和玉米改良中心,1998)

Editor, Contemporary Economic Issues, Volume 1:Regional Expereience and System Reform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Tunis, IEA Conference Volume No. 121), London: MacMillan Press and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1998. (《当代经济问题,第1卷,制度改革和地区经验》,主编,第11届国际经济学会突尼斯大会,会议文集,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1998)。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与蔡昉、李周合作),2000年台湾联经出版社中文繁体字版, 2000年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社俄文版,2001年韩国白山书店年汉文版,200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英文版;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简体版,香
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文繁体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英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8年日文版(与蔡昉、李周合作);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版(与沈明高、周浩合作);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文简体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文繁体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英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6年日文版,汉城白山书店1996年韩文版,巴黎Economic出版社2000年法文版,胡志明市西贡时报出版社1998年越文版(与蔡昉、李周合作);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匿名审稿英文学术期刊论文: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Kyklos, 2005年第58卷第239-264页

“中国农业税与政府规范”<农业经济学>,2004年12月第31卷161-168页,

“中国改革与发展: 一种新制度经济学观点” <汉城经济学杂志>,2004年第17卷335-381页

“中国资本市场的自生能力及发展”《中国与世界经济》2004年第12卷3-11页;

“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真实、是否可持续”《亚洲观察》2004年,第28卷5-29页;

“风范长存:纪念迪.盖尔教授”《亚洲经济杂志》2004年,第457-460;

“中国的地区不平等与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2004年,第588-603页;(与王格玮、赵耀辉合作)

“1969-1961,中国大饥荒原因”《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2003年10月,52卷第52-73页;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经济收敛”《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2003年1月,51卷第277-308页;

“加入WTO与中国金融改革”《加图杂志》2001年11月,21卷第13-18页;

“发展战略与比较优势原则: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4月;

“中国当前通货紧缩:成因与对策”,《太平洋经济与商务杂志》,2000年12月,第4卷4-22页;

“加入WTO与中国农业”,《中国经济评论》2000年11月,第11卷405-409页;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2000年10月出版);

“信息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原则”,《中国与世界经济》2000年,第8卷2-9页;

“粮食可得性、权利和中国1959-61年农业大危机”,《经济学杂志》,2000年1月,第110卷460号,第136-158页(与杨涛合作);

“中国经济改革的后果和地区发展差距”,《经济发展评论》(法文)1999年1-2卷,第7-32页;

“政策性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美国经济评论》第89卷,第2号,1999年5月,第426-431页(与谭国富合作);

“技术变迁和农业家庭收入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杂志》第43卷,第2号,1999年6月,第179-194页;

“公平竞争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MOCT-MOST:转轨国家经济政策》第9卷,第1号,1999年,第61-74页(与蔡昉、李周合作);

“论中国农业危机和大跃进饥荒的成因”,《中国经济评论》第9卷,第2号,1998年秋季,第125-140页;

“竞争、政策性负担和国有企业改革”,《美国经济评论》第88卷,第2号,1998年5月,第422-427页;

“制度改革和中国农业增长动力学”,《粮食政策》第22卷,第3号,1997年,第201-212页;

“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卡托杂志》第16卷,第2号,1996年秋季,第201-231页;

“当前中国农村问题”,《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第11卷,第4号,1996年1月,第85-96页;

“中国地区粮食自己自足政策及其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比较经济学杂志》第21卷,1995年,第187-206页(与文贯中合作);

“禀赋、技术和要素市场:中国农村制度改革提供的自然试验”,《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77卷,1995年,第231-242页;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当代经济政策》第13卷,1995年1月,第10-14页;

“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41卷,1995年1月,第269-292页;

“杂交水稻对投入需求和生产率的影响:一个计量经济学分析”,《农业经济学》第10卷,1994年,第153-164页;

“合作社理论中的退出权、退出成本和偷懒:一个答复”(对林毅夫1990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举行的专题讨论所作答复),《比较经济学杂志》第17卷,1993年6月,第504-520页;

“改革以来中国农民家庭农业投资和住宅建设的决定因素”,《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41卷,1992年10月,第1-26页(与刘遵义和罗小朋合作);

“中国杂交水稻创新:中央计划经济中的市场需求诱致型技术创新研究”,《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第74卷,1992年2月,第14-20页;

“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经济研究》第25页,1992年春季,第53-66页;

“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美国经济评论》第82卷,1992年3月,第34-51页;

“中国农业公共研究资源配置:对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的一个检验”,《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40卷,第1号,1991年10月,第55-74页;

“监督、同伴压力和劳动管理型农场的激励问题”,《中国经济评论》第2卷,1991年10月,第55-74页;

“教育和农业技术创新的采用:来自中国杂交水稻的证据”,《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73卷,1991年8月,第713-724页;

“家庭责任制改革和中国杂交水稻的采用”,《发展经济学杂志》第36卷,1991年7月,第353-372页;

“要素市场交易被禁止情况下的中国农业技术选择”,《发展研究杂志》第27卷,1991年7月,第1-15页;

“集体化和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政治经济学杂志》第98卷,1990年12月,第1228-1252页(美国《比较经济学杂志》1993年第17卷发表6篇文章专题讨论该文);

“信贷和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关系:微观经济非均衡模型的一个应用”,《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72卷,1990年12月(与刘遵义、罗小朋合作);

“一个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和强制性变迁”,《卡托杂志》第9卷,1989年12月,第1-33页;

“农业信贷和中国农业绩效”,《比较经济学杂志》第13卷,1989年,第508-526页(与刘遵义、罗小朋合作);

“中国农业改革中的家庭责任制:理论和实证研究”,《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36卷,1988年4月,增刊第199-224页;

“中国家庭责任制改革:农民的制度选择”,《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69卷,1987年5月,第410-415页。


发表在英文论文集的文章:

“Is China’s Growth Real and Sustainable?”, Globalis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Seri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Vol. 1, eds byYang Yao& Linda Yueh,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06, P9-35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or modern economics”, China: Linking markets for growth, eds by Ross Garnaut & Ligang Song, Asia Pacific Press, 2007, P415-442

“加入WTO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载于李昆泰(Kyung Tae Lee)、林毅夫、金济中(Si Joong Kim)主编《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中国加入WTO的反响》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院;2001年12月,第55页-80页;

“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发展”,载于郜若素(Ross Garnaut)和黄一平编《没有奇迹的增长》,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5月。

“东亚奇迹中的中国城市工业化”,载于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E. Stigilitz)、Shahid Yusuf主编《东亚的奇迹再思考》,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195页;

“农村合作社与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载于Dreze, Jean主编,《饥荒经济学》,经济学批判国际图书馆收集,2000年,第101卷,386页-410页;

“经济改革与中国发展战略”,载于彼得.德赖斯代尔 (Peter Drysdale)、宋立刚主编《中国加入WTO:发展战略与定量分析》,泰勒及法兰西斯集团,2000年,第30-52页;

“东亚金融与经济危机:成因及长期影响”,《亚洲新政策:马尼拉社会论坛汇编》,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2000年,第9页-17页;

“一个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载于柯林·巴劳(Colin Barlow)编《经济变迁中的制度:东亚和国际发展案例》;英国,车尔腾汉: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 1999, 第8-22页.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台湾经济发展”,载于埃里克·邵柏克(Erik Thorbecke)、亨利·万(Henry Wan)编《台湾发展:关于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经验教训》波士顿:克洛渥学术出版社,1999年,第157-162页;

“中国:耕作制度和农村发展”,载于明克米尔斯(Mieke Meurs)编《红色的多重阴影》,纽约:劳曼&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1999年第151-183页;

“怎样确保食物安全:中国的经验教训”,国际议会联盟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编《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世界粮食问题高峰会目标》,1999年,第54-58页;

“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和东欧、俄罗斯比较研究”,载于速水(Yujiro Hayami)和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编《东亚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8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8年,第215-247页;

“中国的农业发展与改革”,载于卡尔·K·埃切尔(Carl K. Eicher)、约翰· M ·斯塔阿茨(John M. Staatz)编《国际农业发展》第三版,巴尔蒂摩和伦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3-538页;

“中国的水稻生产约束”,载于N·G·道林(N.G.Dowling)、S·M·格林菲尔德(S.M.Greenfield)、K·S·费希尔(K.S.Fisher)编《水稻在全球粮食体系中的作用》,美国加州戴维斯:太平洋盆地研究中心,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水稻研究所,1998,第335-356页;

“中国经济改革现状”,载于詹姆斯·A·道(James A. Dorn)编《新千年的中国》,华盛顿:卡托研究所,1998年,第39-74页;

“我们能够从中国经济改革中学到什么”,载于林毅夫编《当前经济问题》第1卷:《地区经验和制度改革》,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8年,第147-163页;

“中国粮食经济:过去的成就和未来前景”,载于T·C·曹(T.C.Tso)、弗朗西斯·田 (Francis Tuan) 、米克洛斯·梵斯特(Miklos Faust)编《中国农业:1949-2030》,贝尔茨维尔:思想出版公司,1998年,第127-158页;

“中国和全球体系”,载于Peter Drysdale and David Vines等编《欧洲、亚洲和亚太经合组织:共享的全球方案》,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7-262页;

“国家干预、所有权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载于吴荣毅和朱云鹏编《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企业、市场和政府:竞争政策、集中化和多元化》,1998年,Routledge出版公司;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问题:根源和选择”,载于香港科技大学《在中国经商的研究报告:目前存在的问题》,香港科技大学,1997年;

“农业在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作用”,载于Jonathan Kydd, Sophia Davidova, Miranda Mackay, Thea Mech编《农业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作用》,联合国,1997年;

“中国的粮食经济:过去成就与未来趋势”,载于Wolfgang Michalski编《21世纪的中国:对世界的长期影响》,巴黎:OECD,1996年;


“中国水稻生产的约束条件”,载于Robert Evenson等编《亚洲水稻研究》,Cab International出版公司,1996年(与沈明高合作);

“中国水稻枯萎病”,载于Robert Evenson等编,等编《亚洲水稻研究》,Cab International出版公司,1996年(与沈明高合作);

“中国转轨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与东欧和前苏联的比较分析”,载于Robert Mundell编,《中国改革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IMF,1996年;

“早期改革的成功:设定改革阶段”,载于载于郜若素(Ross Garnaut)、郭书田和马国南编《中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

“竞争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载于Sadao Nagaoka编《中国和俄罗斯的产业转轨》,东京: Nihon Ryoronsha出版社,1996年;

“荷兰病、台湾的成功和中国的繁荣”,载于Linda Ng and Chyau Tuan编《三大中华经济体,大陆、香港和台湾:挑战与机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家庭农场、集体农场和效率:理论与来自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载于John M. Antle and Daniel A. Summer编《农业经济学:D·盖尔·约翰逊纪念文集》第2卷,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

“制度与经济发展”,载于T. N. Srinivasan and Jere Behrman编《发展经济学手册》第3卷,North Holland出版公司, 1995年 (与Jeff Nugent合作);

“中国杂交水稻的性质和影响”,载于Keijiro Otsuka and Cristina C. David编《现代水稻技术与亚洲收入分配》, Lynne Rienner出版公司, 1994年;

“中国农村信贷市场的萌芽”,Karla Hoff, Avishay Braverman, and Joseph Stiglitz编《农村组织经济学:理论、实践和政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与刘遵义、罗小朋合作);

“集体耕作与效率:理论和来自中国的经验”,载于Csaba Csaki and Yoav Kislev编《转轨中的集体农业》, Westview出版公司, 1993年, 第207-226页;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农业改革:中国的经验”,载于A. Braverman, K. Brooks, and Csaba Csaki编《中东欧和前苏联的农业转轨》,世界银行,1993年,第292-314页(与R. Burcroff and G. Feder合作);

“贫困、资源和生育:作为再生产单位的家庭,一个评论”,载于A. B. Atkinson编《资本主义的另类》,纽约: St. Martin''s出版社,1993年,第246-248页;

“农村改革与发展”,载于郜若素(Ross Garnaut)、刘国光编《经济改革和国际化:中国与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 Allen & Unwin出版社,1992年;

“耕作制度与中国农业的技术选择”,载于P. Calkins, W. Chern, and F. Tuan编《台湾与大陆的农村发展》, Colorado: Westview出版社,1991年,第91-103页;

“耕作制度、粮食政策和中国农业改革”,载于《分享创新:粮食、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全球前景》,华盛顿:Smithsonian Institutio出版社, 1990年;

“中国的农村改革:回顾与展望”,载于James Dorn编《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与前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年;

“中国农业发展:当前实践与政策问题”,载于Carl K. Eicher and John

* Staatz 编《第三世界的农业发展》巴尔蒂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9年(与姚和文合作);

“中国农业改革中的家庭责任制”,载于Allen Maunder and Albert Valdes编《相互依存世界中的农业和政府:第20届农业经济学家国际会议论文集》,英格兰:达特茅斯出版公司,1989年;

“家庭责任制改革以后的中国农村要素市场”,载于Bruce Reynolds编《中国经济政策》,纽约: Praeger出版公司,1989年;

“家庭责任制改革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载于M. Jan Dutta, Pei-Kang Chang, and Shao-Kung Lin编《中国现代化和开放经济政策》, Greenwich, CT:Jai出版社, 1989年。


中文期刊论文:

“中国经济学:机遇与挑战”《文汇报》2007年4月1日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5-7期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世界经济》2007年3月

“林毅夫潜心为国家经济发展把脉”《决策与信息》2007年2期

“林毅夫行走在取经与写经之间”《中华儿女》,2007年第1期

“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经济研究》,2007年1月

“过度反应:中国经济“缩长”之解释”龚刚、林毅夫《经济研究》,2007年4月

“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林毅夫、任若恩《经济研究》,2007年8月

“Technology Innovation Needs Practical Strategy”《中国日报》, 2007年2月28日

“Looking at the Negative Side of China’s Progress”《中国日报》2007年1月8日

“当前宏观经济条件下的改革和调控思路”《人民日报》2007年8月22日

“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人民日报》2007年6月11日

“以初次分配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人民日报》2007年4月28日

“新农村建设给中国广告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广告研究》2007年3月“发展中小银行利于促进和谐发展”《文汇报》两会专刊2007年3月9日

“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7月第44卷4期

“顺差并非比较优势之过”《21世纪经济报道》2007/7/9

“现代农业呼唤金融的强力助推”《中国金融》2007年7期

“服务民营中小企业,贡献社会和谐”《新金融》2007年第2期

《适宜技术、技术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2006年7月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

《技术选择、制度与经济发展》 2006年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3期

《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2006年1月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1期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经济学季刊(林毅夫、李志赟)第4卷第4期

“经济结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基于中国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林毅夫、姜烨《金融研究》 2006年第1期

“发展战略、经济结构与银行业结构:来自中国的经验”《管理世界》林毅夫、姜烨2005年12期

“建设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论)”,

《人民日报》,2006年10月25日

“当前风险不在通胀压力而在产能过剩恶化”《新华文摘》2006年20期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经济学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发展战略、人口与人口政策”《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主编)

“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建议”《和谐增长中国经济的未来》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主编)

“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世纪大讲堂》第2辑,2006年

“解读中国宏观经济”《广州讲坛演讲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思考”《中国国情国力》2006年4月

“商务环境建设与宏观经济发展”《中国流通经济》2006年3月

“新农村建设既是手段也是目标”《改革》2006年3月

“新农村建设应以基础设施为主”《中国与世界观察》2006年第2期

“林毅夫学术成就简介”《江汉论坛》2006年3月

“新农村建设若干思考”《中国经济观察》2006年第一辑

“海峡两岸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趋势”, 《国际贸易问题》,2006年2月

“中国的就业问题及其对策”,《经济学家》,2006年1月

“介绍中国的独特窗口”《我与海外》 2005年,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国的地区不平等与劳动力转移”《中国劳动经济学》2005年第3辑

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2005年7月

“银行家应扮演宏观调控中‘看得见的手’”,《中国金融》2005年8月

“国企问题来源于政策性负担”,《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

“林毅夫:今天我们怎样做学者”,《北京青年周刊》2005年1月

“加强微观基础为宏观调控创造条件”,《广州日报》2005年1月

“用比较优势缩小收入差距”,《羊城晚报》2005年2月

“和谐社会最大难题在农村”,《新京报》2005年3月

“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经济观察报》2005年3月

“扶贫政策的几点建议”,《文汇报》2005年3月

“人民币升值幅度不会超过5%”,《中国经营报》2005年3月

“改善宏观调控的路径选择”,《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3月

“共识很多,问题也很棘手”,《中国经济导报》2005年3月

“选择与思辨—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05年4月

“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效率的关系”《经济学季刊》(林毅夫、刘培林)

第2卷第2期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金融改革”《中国金融》2004/13期

“贫困、增长与平等:中国的经验和挑战”《中国国情国力》2004/8

“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经济研究》(林毅夫、刘明兴)2004/7

“大陆升息也不能使投资降温”《商业周刊》2004/7/12-2004/7/18

“抑制过热是为了防止过冷: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经济》2004/7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林毅夫、李志赟)《经济研究》

2004年第2期

“制订‘十一五’计划应该考虑的十个战略问题”《宏观经济研究》

2004年1月总第62期

“入世与中国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农村经济问题》2004年第1期

“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兼评《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林毅夫,孙希芳《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11-12期

“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林毅夫,刘培林《经济要参》 2003/74期

“关于江苏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意见”《宏观经济观察》2003年9月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和教育”《中国教育国际论坛》第二期

“产能过剩、通货紧缩依然存在”《新财富》2003年5月

“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4期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制造业为例”《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2期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3年3期

“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战略与管理》2003年1期

“‘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1期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经济研究》2002年12期

“如何发展中小银行”《财经》2002年11月5日

“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农村现代化”《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登高望远,一以贯之”《学术月刊》2002年10月

“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未来”《学术月刊》2002年10月

“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效率的关系”《中外管理导报》2002/8

“祭父文”《台声》2002/7

“评论《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7期

“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农村现代化”《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消除贫困也要发挥比较优势”《瞭望》2002/4/8

“中国后发制人-林毅夫教授谈金融”《银行家》2002/3

“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2002年1卷1期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2002年1卷2期

“自生能力与改革的深层次问题”《经济社会比较》2002/2

“再论二板市场在我国的发展前景”《改革》2002/2

“加入WTO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宏观经济研究》2001/9

“自生能力与国企改革”《经济研究》2001/9

“必要的修正—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考察”《国际贸易》2001/9

“二板市场发展前景”《资本市场》2001/8

“新经济为传统产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中国国情国力》2001第5期

“谁来关心中小企业”《经济管理文摘》2001第5期

“国有资本市场化”《资本市场》2001第5期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经济研究》2001第4期

“民营银行势在必行”《财经界》2001第4期

“国有投资公司参与债转股进程的必要性和设想”《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

2001第11期

“新经济为传统产业提供发展平台”《领导决策信息》2001年4月9日

“新世纪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模式”《经济时刊》2001第3期

“金融市场发展模式”《资本市场》2001第3期

“新世纪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模式”《中国改革》2001第3期

“以加入WTO为契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管理世界》2001第2期

“迎接入世,制造业需扬长避短”《瞭望》2001年2月29日

“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2001第1期

“全球化和生物技术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农业经济问题》2001第1期

“亚洲金融危机再回首”《中国物资流通》2001第1期

《中国经济学1999》执行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通货紧缩为何与经济增长并存”《社会科学战线》2000/6,双月刊

“金融一体化和亚洲金融危机”《远东经济画报》2000第12期

“两岸经济发展和农业合作”《台声》200012月12日

“信息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原则”《特区与港澳经济》2000第12期

“1999年中国经济学研究述评”《经济研究》2000第11期

“论二板市场在我国发展的前景”《中国软科学》2000第11期

“加入WTO对我国金融服务部门的影响”《农经纵横》2000第10期

“WTO与大陆经济”《中国事务》第二期

“价格联盟应制止”《半月谈》2000年第14期

“比较优势运用与我国信息产业发展”《上海经济研究》2000第9期

“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责任归属与预算软约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第4期

“国有股上市流通前景”《资本市场》2000第8期

“价格联盟应制止”《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7月21日

“价格联盟应制止”《人民日报》2000年7月17日

“我说可持续发展”《读书》2000第7期

“两岸统一与台湾经济腾飞”《台声》2000第7期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农村市场”《农业经济问题》2000第7期

“究深探微,格物致和—评《中国工业改革—过去的成绩和未来的前景》”,

《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发展中小银行,解决中心企业融资难题”,《新经济》2000年第6期;

“信息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原则”,《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6期;

“从经济源头理解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信息》2000年第6期;

“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发展信息产业”,《经济日报》2000年5月16日;

“网络经济有规模才有效益”,《领导决策信息》2000年5月8日;

“中小银行事关金融体制发展”,《中国经贸导刊》2000第8期;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挑战与机遇”,《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5-6期;

“如何保证可持续发展”,《改革内参》2000年8期,4月版;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五点建议”,《中国改革报》2000年4月19日;

“进一步开放台商投资,加快祖国统一进程”,《台声杂志》2000年第4期;

“应该欢迎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

“发展中小银行服务中心企业”,《瞭望》新闻周刊2000年4月17日;

“林毅夫纵谈新农村运动”《中国农村》2000年第4期;

“我国当前通货紧缩的原因与治理”,《求是》内部文稿2000年第8期;

“债转股与国企改革”,《资本市场》2000年第4期;

“中国该如何发展信息产业”,《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4月4日;

“怀念舒尔茨教授”,《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3月10日;

“台商投资可再放宽”,《文汇报》2000年3月8日;

“经济学家眼中的‘债转股’”,《经济日报》2000年3月6日;

“当前通货紧缩成因及治理”,《经济管理文摘》2000第2期;

“我国当前通货紧缩的成因与对策”,《资本市场》2000年第2期;

“我对人民币贬值的看法”,《亚洲周刊》2000年1月10-16日;

“改变发展战略,把握千载良机”,《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1月4日;

“比较优势与大陆资讯产业的发展”《中国事务》2000年第一期

“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知识经济与企业家》2000年第1期;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中国经贸导刊》1999第17期;

“应欢迎跨国公司来中国”,《中国改革报》1999年12月1日;

“当前通货紧缩成因及治理”,《财经时报》1999年12月15日;

“小不快走,不断升级”,《经济参考报》理论周刊1999年12月22日;

“来到中国,怎能不去农村?”,《中国企业家》1999年第9月期;

“欢迎跨国公司到中国”,《经济参考报》1999年11月24日;

“重视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中国经济信息》,1999年第20期;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选择—建立以中小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中国经济信息》,1999年第20期;

“地方政府的职能和融资渠道—广信事件案例分析”,《管理世界》1999年第五期;

“走出通缩困境的突破口――农村”,《中国经贸画报》1999年第9期;

“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与蔡方、李周合作);

“新农村运动与启动内需”,《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8月13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7月16日;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7月9日;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经济日报》1999年6月28日;

“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有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经贸导刊》1999年第5期;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还有多大”,《了望》周刊1999年第15期;

“启动农村市场关键在基建”,《经济参考报》1999年1月16日;

“价格自律:抑优扶劣不宜行”,《中国改革》1999年第一期;

“知识经济、比较优势与我国的产业发展”,《国有资产研究》1998年第6期;

“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笔谈——深化市场改革是解决当前农民问题的关键”,《经济研究》1998年第11期;

“农村改革:突破口怎样再突破”,《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1月3日;

“知识经济挑战我国高等教育”,《中国国情国力》1998年第9期;

“改革与发展:东亚经济转型的经验教训”,《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秋季卷;

“应当立足于比较优势”,《经济日报·理论周刊》1998年9月21日;

“竞争、政策性负担和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年第五期;

“人民币没有必要贬值”,《人民日报·经济周刊》1998年8月10日。

“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经济学消息报》1998年8月14日;

“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启动经济增长”,《经济日报》1998年8月24日;

“中国能养活自己吗?中国能吃的更好吗-对布朗观点的评论”,《经济学消息报》

“再与布朗谈粮食”,《中国改革》1998年8月号;

“21世纪中国能否养活自己?”,《了望》新闻周刊1998年第33期;

“中国粮食供给能力的过去与未来”,《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4期;

“企业并购应慎行”,《人民日报》1998年7月10日;

“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趋势和成因”,《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和中国产业发展政策”,《经济科学》1998年第2期;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选择问题:对批评意见的答复”,《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与蔡方、李周合作);

“论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关系”,《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与蔡方、李周合作);

“论中国粮食的未来供给与需求关系”,《了望》周刊1996年第35期;

“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祝贺创刊40周年”,《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革》1995年第5期(与蔡方、李周合作);

“当前中国农业问题和政策选择”,《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与李周合作);

“粮食单产潜力和农业科研优先序研究”,《中国农村观察》1995年第2期;

“中国粮食单产潜力和产量增长前景”,《人民日报》1995年3月10日;

“发展战略选择是改革和发展成功的关键”,《经济科学》1994年第3期,后被《新华文摘》1994年第9期全文转载;

“国家、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4月5日;

“当前中国农村市场经济改革若干理论问题研究”,《经济学消息报》1994年1月27日;

“1993年粮食市场形势和确保数量、放开价格政策”,《经济学消息报》1994年1月20日;

“转变战略目标是中华巨龙腾飞的关键”,《明报》1994年1月13日;

“国有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和防止经营权侵蚀所有权”,《经济导刊》1993年第6期;

“论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

“通过股票市场直接融资与通过银行间接融资的比较和选择”,《金融研究》1993年第5期;

“改革金融政策和体制,将国民经济置于真实周期之上”,《改革》1993年第2期;

“当前经济改革的主要问题和出路”,《了望》周刊1993年第10期;

“市场发育的前提:转变政府职能”,《中国农民》1993年第2期;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2年冬季卷;

“论股份制与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的关系”,《经济研究》1992年第9期;

“发育市场:90年代农村改革的主线”,《农业经济问题》1992年第9期;

“通过改革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参考》1992年第5期;

“正确的战略选择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1期;

“中国农业机械化运动”,《农业经济》1991年春;

“技术选择和中国农业创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0年第2期;

“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问题与出路”,《中国:改革与发展》1989年第7期;

“中国经济改革合理顺序的思考与突破点的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3期(与蔡方合作);

“困境和选择:发展战略与中国经济改革”,《经济研究》1989年第3期;

“论中国通货膨胀及出路”《发展研究通讯》1989年第2期;

“西方农业发展的一般理论综述”,《农业经济问题》1988年第11期;

“论粮食政策”,《经济研究》1988年第6期;

“论外向型发展战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4期;

“小农与经济理性”,《农村经济与社会》1988年第3期;

“论制度和制度变迁”,《中国:改革与发展》1988年第4期;

“外贸政策与经济发展:论中国的发展战略”,《经济参考报》1988年3月8日;

“劳动管理型企业的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中国知识界》1987年冬季卷;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利息理论”,《金融研究》1984年第11期;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机制”,《经济研究参考》1982年3月;

“论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2期;

应邀在国际学术会议及国际科研机构发表的论文和专题讲演

“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论坛”,“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民政部,2002年12月。

“促进内地与香港经济共同繁荣学术研讨会”,深圳,2002年12月。

“汇丰论坛”,“中国金融体系对企业发展影响”,复旦大学与汇丰银行,

上海,2002年11月。

“海峡两岸农业高级论坛-加入世贸组织与提升农业竞争力”“WTO、两岸经贸

发展与合作”,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2002年11月。

“韩国经济:增长、危机、改革”,韩国汉城大学,汉城,2002年10月。

“转型经济下的教育”,“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和教育”,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北京,2002年10月。

“中国农业改革和开放”,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北京,2002年9月。

“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全国政协考察团,南非约翰内斯堡,2002年8-9月。

“第二届亚洲智者论坛”,“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未来” 亚洲开发银行,

新加坡,2002年8月。

“WTO和新疆经济发展,”“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历史的机遇和挑战,”新疆,2002年7月。

“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转型期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国际研讨会,北京, 2002年7月。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经济收敛”,第五届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中国经济年会,北京,2002年6月

“中国公司海外投资回顾”,“入世后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机遇与挑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美国道琼斯公司合办,北京,2002年5月;

“展望2010年中国经济”,“中国论坛2002”,里昂证券,北京,2002年5月;

“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对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汪洋副主任“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的评论,“中国日研讨会”,财政部与亚洲开发银行合办,上海,2002年5月;

“中国的扮演的角色”,“亚洲2015研讨会”,亚洲开发银行35届亚行年会,上海,2002年5月;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
状及其展望”,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日本东京,2002年4月;

“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及产业影响”,“Capital2002企业在中国投资洽谈会”,台湾群益金融集团,北京, 2002年4月;

“银行及资本市场改革”,“中国养老保险体制:危机与挑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美国加图经济研究所合办,北京,2001年12月;

“21世纪东亚经济的新秩序:韩国前财政部长张德龟、日本前大藏省副大臣神原英资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的三方座谈”韩国电视台,汉城,2001年10月。

“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中国投资的回报率”,第四届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中国经济年会,北京,2001年6月

“发展战略和经济收敛”,迪.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系列首讲,美国芝加哥大学,2001年5月

“中国及21世纪的全球化”,萨尔斯堡研讨会,奥地利,2000年12月

“经济全球化及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展望”,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亚洲分校成立典礼,新加坡,2000年9月;

“通货紧缩和中国未来增长前景”,第三届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中国经济年会,上海,2000年7月;

“东亚金融危机是否已经过去?”,世界银行新加坡亚洲发展论坛“东亚:从危机到机遇”2000年6月;

“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全球经济一体化:亚洲和中国,21世纪论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北京,2000年6月;

“国有股上市流通的前景”,国企改革—资本市场发展—完善社保体系国际研讨会”,财政部,北京,2000年6月;

“东亚经济已经走向复苏了吗?”亚洲发展论坛,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ISEAS,新加坡,2000年6月;

“世纪之交的中国和亚洲:世界商业机会”,亚洲协会上海年会,上海,2000年5月;

“国有企业改革:挑战与机遇”,乌兰巴托NEA SURF Workshop,蒙古,2000年4月;

“李约瑟之迷:为什么产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人文科学院,巴黎,2000年1月;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和国际经济的影响”,OECD,巴黎,2000年1月;

“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和服务进一步自由化带来的机会”,第22届香港/日本和日本/香港企业合作会议,香港,1999年12月;

“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下去吗?”,美国杜克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尼克拉斯杰出演讲系列,1999年11月;

“中国农业依靠什么才能取得更高的生产率?”,中国政策改革研讨会,美国斯坦福大学,1999年11月;

“亚洲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马尼拉社会论坛,亚洲开发银行,1999年11月;

“新千年的中国经济”,香港科技大学开放日讲座系列,1999年10月;

“下个50年的中国经济”,全球财富论坛,《财富》杂志,上海,1999年10月;

“中国经济改革”,韩国发展研究院发展政策研讨会,1999年8月;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1999年转轨经济国际会议,美国密歇根大学威廉·戴维森研究所,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999年7月;

“中国经济形势及其对地区安全合作的影响”,亚太安全理事会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工作组第六次会议,亚太安全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举办,北京,1999年5月;

“中国经济发展: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文化产业和文化发展国际会议,欧亚基金会和中国文化部,北京,1999年5月;

“中国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什么?”,威廉斯堡国际会议,韩国,1999年5月;

“1999年中国经济政策和改革方略”,青年总裁协会香港大会,香港,1999年3月;

“中国经济了望”,外交关系协会研讨会,纽约,1999年2月;

“东亚奇迹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反思东亚奇迹国际研讨会,世界银行和亚洲协会研究部,美国旧金山,1999年2月;

“中国改革现状”,CEPII研讨会,巴黎,1999年2月;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CERDI研讨会,巴黎,1999年2月;

“东亚经济复苏”,世界经济论坛,瑞士达沃斯,1999年1月;

“新千年的中国”,香港澳大利亚协会、比利时商会、英国商会、德国商会、意大利商会、新加坡商会联合午餐会,香港,1999年1月;

“政策性负担、责任归属、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研讨会,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纽约,1999年1月;

“粮食权利与非理性消费:中国大跃进时期饥荒再考察”,中国大饥荒再考察研讨会,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纽约,1999年1月;

“怎样取得粮食安全?”,国际议会联盟“通过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世界粮食峰会目标”国际会议基调演讲,国际议会联盟、联合国粮农组织、意大利议会,罗马,1998年11月;

“中国的危机、增长和机会:内部人的观察”,国际企业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1998年11月;

“中国农村政策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东南亚经济与环境规划双年研讨会,新加坡国际发展中心,1998年11月;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的影响”,第二届亚洲金融法律研讨会,国际律师协会,上海,1998年11月;

“农村制度改革和农业发展”,纪念中国农村改革20周年研讨会,农业部,北京,1998年10月;

“经济改革和中国地区差距”,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差距国际研讨会,中国经济和发展研究所,法国,1998年10月;

“思想库在经济转轨中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华盛顿,1998年10月;

“农民负担:根源和政策选择”,中国农村经济政策国际研讨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村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998年9月;

“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研讨会,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北京,1998年7月;

“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对香港的挑战与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策研究室,1998年7月;

“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与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讲座,1998年6月;

“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找到正确答案了吗?”,1998年中国企业高峰会,世界经济论坛,北京,1998年4月;

“泡沫、发展战略与东亚金融危机”,经济理论与政策研讨系列讲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8年3月;

“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地区收入差距”,中国经济转轨国际论坛,北京,1998年2月;

“中国将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吗?潜力、问题和机会”,亚洲太平洋经济论坛,东京,1998年2月;

“中国国有企业的未来”,青年总裁协会,香港,1998年2月;

“国有企业与21世纪中国经济”,21世纪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香港开放大学,1998年1月;

“竞争、政策性负担和国有企业改革”,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中国经济改革专题:若干未完成的改革,芝加哥,1998年1月;

“退出权、特权和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专题研讨会,芝加哥,1998年1月;

“中国粮食经济生产率:过去成就和未来前景”,第二年度著名经济学家论坛,墨西哥CIMMYT,1998年1月;

“中国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吗?”,MISTI论坛,麻省理工学院,1998年1月;

“中国改革现状”,美国亚洲协会,旧金山,1998年1月;

“中国经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成因和出路”,中国企业论坛,香港,1997年12月;

“中国与香港、日本的经贸关系以及作为战略伙伴创造的商业机会”,香港/日本、日本/香港商业合作委员会第20次会议,香港,1997年12月;

“改革和发展:东亚经济转型的经验教训”,稳定、增长和转型:纪念Michael Bruno 研讨会,以色列,1997年11月;

“社会保障、国有企业改革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1997年东亚经济高峰会,世界经济论坛,香港,1997年10月;

“新经济均衡: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1997年东亚经济高峰会,世界经济论坛,香港,1997年10月;

“粮食安全、国际贸易和中国农村经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年会中国专题研讨会:挑战与前景,香港,1997年9月;

“技术差距、发展战略与亚洲经济增长前景”,新兴亚洲研讨会,亚洲开发银行,马尼拉,1997年9月;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中日双边经济合作”,东经,1997年9月;

“中国经济改革和香港、台湾经济发展”,浩然1997年后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相互关系研讨会,香港,1997年6月;

“中国经济改革现状”,美国卡托研究所新千年的市场化改革研讨会,上海,1997年6月;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法国CERDI,1997年5月;

“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欧洲、亚洲、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国际会议,A CEPR/ESRC/GEI会议,伦敦,1997年5月;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

“中国农业和粮食经济的发展与改革”,亚洲地区稳定的粮食供给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东京,1997年2月;

“治理结构和国有企业改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1997年1月;

“中国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和增长”,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悉尼,1997年1月;

“中国农村改革:经验和前景”,约翰·克劳夫爵士讲座,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会年会,澳大利亚昆士兰,1997年1月;

“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改革”,香港经济研究中心,香港,1997年1月;

“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与东欧、俄罗斯”,国际经济学会东亚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东
京圆桌会议,1996年12月;

“国家干预、所有权、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第23届PAFTAD会议,中国台北;

“中国经济改革分析”,韩国中国学会,汉城,1996年8月;

“中国和东亚奇迹:一个理论解释”,新增长理论第四届SJE国际研讨会,汉城,1996年8月;

“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对其它改革中经济的借鉴意义”,向东亚学习国际研讨会:南亚的教训,孟加拉国达卡,1996年7月;

“比较优势、发展政策和东亚奇迹”,环太平洋贸易与发展经济学研讨会,香港,1996年7月;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与台湾经济发展”,政府与市场研讨会:台湾经济绩效(1945-1995)与发展理论和政策的相关性,康乃尔大学,纽约,1996年5月;

“公平竞争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世界银行公共讲座,华盛顿,1996年5月;

“财政分权与中国农村发展”,世界银行中国财政分权与农村发展研讨会,华盛顿,1996年5月;

“经济改革与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研讨会,东京,1996年5月;

“中国经济改革:对印度和其它转轨经济的借鉴意义”,“印度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国际经验透视”国际研讨会,印度新德里,1996年2月;

“中国粮食经济:过去绩效与未来目标”,OECD关于“21世纪的中国:对世界的长期影响”未来论坛,巴黎,1996年1月;

“中国和东亚奇迹:一个理论解释”, CES和ACES (ASSA)年会联席会议,旧金山,1996年1月;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第11届国际经济学会,突尼斯,1995年12月;

“国有企业改革:困境和出路”,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国际研讨会,香港,1995年10月;

“公平竞争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研讨会,上海,1995年7月;

“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Keidanren中国经济研讨会,东京,1995年6月;

“通货膨胀与中国经济增长”,银行体制改革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国际研讨会,北京,1995年5月;

“农业在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作用”,社会主义农业转轨国际研讨会,德国慕尼黑,1995年4月;

“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长期水稻需求与供给的目标和政策含义国际研讨会,北京,1995年4月;

“中国农业改革:问题与前景”,中国农村改革国际研讨会,中国海南,1995年3月;

“中国农业改革的动态影响”,亚太农业政策网研讨会,泰国,1995年1月;

“中国经济改革对中东经济的借鉴意义”,世界银行,1994年12月;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研讨会,1994年12月;

“李约瑟之迷: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院,1994年11月;

“耕作制度改革与中国农业增长:对非洲经济的借鉴意义”,世界银行,1994年10月;

“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对其它改革中经济的借鉴意义”,杜克大学国际经济学研讨会,1994年9月;

“中国与东欧国家的改革战略与改革经验:比较研究”,比较经济学研讨会,北卡罗莱纳大学,1994年9月;

“亚洲水稻生产的约束条件”,水稻生物技术国际规划组第7次会议,印度尼西亚巴厘,1994年5月;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1994年4月;

“中国经济改革的现状”,亚太观察,悉尼,1994年4月;

“发展战略与中国经济改革”,世界银行“中国:另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巨人”行政长官讨论会,1994年3月;

“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对其它改革中经济的借鉴意义”,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论文奖研讨会,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994年3月;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与前景”,斯坦福大学东亚经济发展研讨会,1994年3月;

“中国经济改革:尚未解决的问题”,国际经济学研讨会,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1994年3月;

“水稻科研优先序方法论”,国际水稻研究所水稻科研优先序研讨会,菲律宾,1994年2月;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能够成功吗?”,西方经济学会“正在觉醒的巨人与环太平洋贸易”国际环太平洋会议“中国:正在觉醒的巨人”专题会议,香港,1994年1月;

“农业耕作制度与中国农业绩效”,集体化及其另类国际研讨会,上海,1993年8月;

“政府定购价格与中国农业供给反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经济学系经济发展与贸易研讨会,1993年8月;

“李约瑟之迷: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1993年8月;

“金融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国际研讨会,海南海口,1993年7月;

“荷兰病、台湾的成功与中国大陆的繁荣”,“90年代三大中华经济体的挑战与机遇”国际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经营与体制管理系,1993年6月;

“禀赋、技术与要素市场:来自中国农村制度改革的自然试验”,美国加州大学(洛衫矶)经济史研讨会,1993年2月;

“中国农村要素市场萌芽”,香港大学经济学系,1992年10月;

“制度与经济发展”,首届亚洲开发银行发展经济学研讨会,菲律宾马尼拉,1992年10月;

“农村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发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经济系经济发展研讨会,1992年7月;

“集体农业与效率:理论与来自中国的实践”, IAAE集体农业实践国际研讨会,以色列耶路撒冷,1992年4月;

“政府定购价格与中国农业供给反应”,国际水稻研究所水稻需求与供给研讨会,1992年3月;

“技术变迁与农业家庭收入分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发展经济学研讨会,1992年2月;

“改革以来的农业增长”,中国改革与经济增长研讨会,堪培拉,1991年11月;

“技术变迁与农业家庭收入分配”,伦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研讨会,1991年10月;

“评贫困、资源与生育:作为再生产单位的家庭”,国际经济学会资本主义的另类研讨会:纪念詹姆斯·米德,英格兰,1991年10月;

“农村改革与中国农业增长”,荷兰自由大学世界粮食中心,1991年10月;

“中国浙江省水稻生产的约束条件”,洛克菲勒基金会水稻生物技术国际规划组第5届年会,美国亚利桑纳,1991年10月;

“农村改革与中国农业发展”,第19届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北京,1991年5月;

“家庭农场、集体农场与效率:理论与来自中国农村逆集体化的证据”,纪念D盖尔·约翰逊研讨会,芝加哥,1991年5月;

“家庭责任制改革与中国杂交水稻的采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发展经济学研讨会,1990年9月;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农业部门改革:中国的经验”,“东欧和苏联农业改革:困境与战略”研讨会,世界银行、匈牙利国家银行,布达佩斯,1990年8月;

“中国的杂交水稻创新:中央计划经济中的市场需求诱致型技术创新研究”,耶鲁大学东北发展经济学研讨会,1990年5月;

“中国经济改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展望研讨会,1990年4月;

“教育与技术应用”,国际水稻研究所新农业技术的不同影响末期研讨会,菲律宾,1990年3月;

“耕作制度、粮食政策与中国农业改革”, Smithsonian研究所世界粮食研讨会,华盛顿,1989年10月;

“中国农业制度与技术选择”,中国农村发展研讨会,美国农业经济学会年会,美国路易斯安那,1989年8月;

“中国杂交水稻创新与扩散”,新农业技术的不同影响第3届国际研讨会,孟加拉国达卡,1989年3月;

“中国经济改革与国际贸易”,泰国发展研究院,曼谷,1989年3月;

“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经济改革”,香港经济研究中心,1989年1月;

“集体化与中国1986年农业危机”,混合经济中的计划手段国际研讨会,英迪拉·甘地发展研究院,印度孟买,1989年1月;

“中国农村改革”,印度统计学院,印度加尔各答,1989年1月;

“家庭责任制改革对中国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国际农业经济学会第XX次会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1988年9月;

“中国农业改革:回顾与展望”,农业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智利天主教大学,智利圣地亚哥,1988年9月;

“农村金融市场与农业生产率”,世界银行讲座,1988年8月;

“家庭农场、集体农场与效率:来自中国农村逆集体化的证据”,计量经济学会1987年远东会议,东京,1987年10月;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影响与展望”,香港中文大学讲座,1987年10月;

“中国家庭责任制改革:理论与实证分析”,香港大学讲座,1987年10月;

“集体农业中的激励:一个中国的理论模型”,美国农业经济学会,密歇根,1987年8月;

“家庭农场、集体农场与中国农村制度改革”,国际水稻研究所,菲律宾,1987年8月;

“家庭责任制改革以来的中国农村要素市场”,第3届“新时代的中国”PWPA国际研讨会,菲律宾马尼拉,1987年8月;

“家庭责任制改革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美国中国经济合作研讨会,武汉,1987年6月;

“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理论与实证研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经济发展研讨会,1987年5月;

“家庭农场、集体农场与效率:来自中国农村逆集体化的证据”,美国东北地区大学发展联合会研讨会,波士顿大学,1987年5月;

“家庭责任制改革以来的中国农村要素市场”,当代共产主义国家研讨会,耶鲁大学,1987年3月;

“中国农村改革”,美国三一学院,1987年3月;

“当前农村制度改革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马里兰大学农业经济学研讨会,1987年2月;

“中国的家庭责任制改革:农民的制度选择”,AAEA/AEA“制度设计与制度创新”研讨会,新奥尔良,1986年12月;

“中国的家庭责任制改革:理论与实证研究”,东亚发展研讨会,范德比尔特大学,1986年10月;

“中国的农村制度改革:起因与影响”,耶鲁大学贸易与发展研讨会,1986年9月;

“中国农村新政策:一个经济学分析”,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1986年8月;

“农村改革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国立农业经济研究院,东京,1986年7月;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监督、激励与农场最优规模”,东京经济研究中心,1986年7月;

“中国的家庭责任制改革”,东京都市大学,1986年7月;

“中国农村改革中的激励与生产”,青山学院大学,东京,1986年7月;

“中国农村改革:理论与证据”,世界银行,1985年12月;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监督、激励与最优农场规模”,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经济研讨会,198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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