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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法治

主权、法治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

许慧文
评论与回应 (苏苗罕 译,修齐 校) 主权、法治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 许慧文* 法律的形式与修辞获得一种有时会限制权力、并对无权无势的人提供某种保护的独特身份。只有当法律被视为如此,它才可以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 ——E.P.汤普森(E.P.Thompson), 《辉格党人与狩猎者:反偷猎法的起源》(Whigs and Hunters: The Origins of the Black Act), 1975. 中国与印度不同,它只是一个“半殖民地”,而从未成为完全的殖民地,这给中国在20世纪的政治道路带来什么不同,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活跃分子和道德哲学家与甘地不同,从未能够令人满意地再造可以最终被用来建构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合理的大众平台(principled popular platform)的本土宗教制度和伦理态度?为什么对几乎所有这些人来说,抛弃儒家和佛教的价值和传统,讨伐民间宗教信仰变得至为关键?尽管表面上来说在21世纪有些不合时宜,现在中国的统治者和民众是否可能为了重新塑造中国的国家认同和在海外的形象,而有意地再度回归一度被抛弃的部分道德教导和传统——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各地开设的“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s)和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段传奇故事中的抒情元素所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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