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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理论与制度

王健林、彭建国、宋志平:“国民共进”难在何处

王健林、彭建国、宋志平:“国民共进”难在何处

(原载《中国青年报》)

 

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4次会议。今年1月至今的4次会议所涉及的系列改革关注度高,对激发社会经济活力作用大。根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列的60项改革任务,目前已经启动39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首当其冲。

 

然而,从改革开放起,国有和私营的区隔、割裂造成的不同的待遇和迥异的命运。也由此造成了双方的“混合”心结。

 

2008年,中国建材重组南方水泥。有人说,它“疯”了,这样大规模扩张,不是搞“国进民退”吗?也有人质疑,它掺入这么多民企股份,成了有产者的打工仔,不是搞“国退民进”吗?

 

这个争议一直伴随着中国建材。如今,它成为国资委4项改革的试点之一,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有效途径。纷扰终于落定。其董事长宋志平也敢喊出,那是“以国民共进方式成功进行行业结构调整的故事”了。

 

其实,饱受困扰的何止中国建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个国家就为两种不同的所有制而区隔、分裂。同是企业,仅仅标着国有、私营的签儿,就有着不同的待遇、迥异的命运。

 

现在,中国试着弥合这条裂痕。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的方向就是要合二为一,通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交叉持股,互有你我,既为国企改革深入发力,也为国家向前铺道。

 

方向已定,路却艰难。

 

私企大佬的忧虑

 

对于“混合”,私营企业的反应分为两派:馅饼派和陷阱派。前者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曾经无法企及的禁脔终于可以吃到了;后者则认为,进去后说不定就被“招安”了,甚至可能被“关门打狗”。

 

在今年年初全国工商联举行的“中国民营经济大家谈”会议上,经济学家厉以宁说,他最近在外地考察碰到一些私营企业家,他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都很拥护,但总是感到不踏实。“他(指私营企业家)讲,如果国有企业还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我们怎么跟其合作?合作会不会把我们自己弄丢了、卖了?”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声称,近来已经见了好几个央企一把手,都是谈“混合”的。可是,这位中国首富对“国民联姻”有着更高的要求:“如果要混合,一定是私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否则,“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

 

此前,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和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等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彭建国认为,私营企业家的反应,不管是馅饼派还是陷阱派,都是正常的。那些关心和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国家已经强调,本轮“混合”重在依法规范。“法”和“范”也渐次清楚了。比如控股的问题,国有企业将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企业绝对控股,在前瞻性、战略导向性的企业可能相对控股,其他则以市场选择为准,宜参股就参股,宜退出则退出。

 

曾经混合上千家私营企业的宋志平信心满满,认为国民共进、合力共赢是题中之意。他指出,大家对混合所有制存疑,是因为没有正确认识混合所有制的本质。实际上,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是三足鼎立的,不存在谁吃掉谁、谁掠夺谁、谁被谁同化的问题。混合所有制强调的是不同所有制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不管是国有资本还是私营资本,都以发挥最大效率为最终目的。国有、私营都作为股东而存在,都在公司法下规范运作,各自的合法利益都“神圣不可侵犯”。

 

宋志平对混合所有制有个“茶水”的比喻:混合所有制企业好比一杯茶水,水可能是国企的,茶叶可能是民企的,但变成茶水之后就没办法分开了,也没必要去分。

 

他还提出一个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式:国企的实力+民企的活力=企业的竞争力。即国企有规范的管理、规模优势、技术实力,民企有灵活性、激励机制、企业家精神,二者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强大的竞争力。

 

即便如此,宋志平也并非没有困惑:在中国建材的高管会议上,经常是身价上亿的民企老板、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传统国企干部三类人坐在一起,虽然都是企业高管,但收入相差悬殊:民企老板有股权、职业经理人拿市场化薪水、传统国企干部拿体制内的薪水,长期看不利于企业发展。

 

他希望,今后要通过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加大管理层中长期激励机制等措施,逐渐加以解决。

 

政企分开的艰难

 

在彭建国看来,合二为一之前还有一分为二的问题:政企分开。这个甚至更困难。“虽然政企关系是外部性的,但对国企改革来说异常重要。‘混合’之后,政府和企业的新关系是什么样子,大家还没有底。”他说。

 

虽然经过30年的摸索,但政企分开仍很复杂。正因如此,国企才时遭非议。它们若亏损,就被视作扶不起的阿斗;若营利,又被骂为与民争利。这让很多国企领导人和职工颇感委屈,认为他们的价值被无视了。

 

可是,即便国企人也承认,国企中的确有非市场化的东西。宋志平在中国建材内部轮训班上说,今天国有企业仍被当成行政化的附属,许多对于政府部门和公务员才有的一些规定,“最后总要加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在其新书《遵循规律办企业》出版发布会上也表示:“现在(国企)日子好过了,我内心最担忧的是改革走回头路。”他反复强调,国企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要以政企分开为抓手,充分发挥市场调配资源的作用,不能让政府审批的手乱动。

 

一个最鲜明的佐证是,尽管中组部和国资委在2008年就已制定了董事会选聘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的指导意见,把中央企业高管的选聘权交给了董事会,但目前由中组部和国资委管理,集团公司领导任命权还在国资委手里未能放开。而53家特大型央企的“一把手”则均由中组部任命,并不在国资委的高管任免范围之内。

 

当然,政企不分的倾向不止来自“政”一方。很多国企干部有时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企业家,遇到问题还是“不找市场找市长”。另外,“红顶”带来的便利也是巨大的。有研究甚至称,如果刨去政策优惠,国企创造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红顶”给市场带来的伤害也是显见的。许多学者对国企的批评就集中在它所造成的不平等上,这种不平等让市场损失了效率,社会也为之付出沉重的资源代价。民企和国企“混合”,既担心国企的市场力量,更害怕国企的政府关系。宅急送董事长陈显宝也直陈:“混合所有制有着特殊性,特殊性就是政府的角色怎么转变,跟国企一起,将来发生矛盾,民企如何抗衡;如果企业控股依然一股独大,民企的进入也是没有意义的”。

 

“在‘混合’面前,一些国企始终在等、在看。等看自己的权力未来是否受到损失。即便是那些表了态的,也多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为什么?表态高嗓门就行,步子却不好迈,怕有损失。可是,无论如何,改革是不欢迎红顶商人的。‘红顶’是一定要摘去的。”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说。

 

宋志平也表示,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官员型企业家是不符合市场平等竞争原则的,也与“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不相符。

 

宋志平认为,国企应该抓住“混合”的机遇,与政府管理部门有效分离,真正融入市场之中。

 

“一”“二”共同的隐患

 

不过,对老百姓而言,不管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都有同样的期待:一,防止借改革之名国有资产流失;二,“混合”能为社会增加财富。

 

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最重要的权利被认为是可以持股。这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明确。之前,员工持股虽多有尝试,但终被叫停。

 

宋志平对此是欢迎的。他认为,员工持股是从企业自身利益和发展出发,把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结合在一起,使员工不仅有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收入,同时也有资本项下的一些收入,这才是真正的“让员工和企业共同成长”。

 

他还举了中国建材旗下的南京凯盛的例子。十几年前,这家以生产水泥成套设备安装为主业的公司,只有几十名员工、几百万元资产,因为是技术公司,主要的资本是人力资本,所以从2003年即改制实行员工持股,国有股占51%,公司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持股49%。十多年来,南京凯盛销售收入从1000万元增加到13亿元,净利润从零增加至近两亿元。

 

“一方面,中国建材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干部员工、技术人员得到了实惠,最关键的是吸引、保住了优秀人才。我认为这是核心。”宋志平说。

 

正是有了这样的实践,在下一步试点中,中国建材将在生产经营企业层面,发展股东型管理层持股,形成35家员工持股公司。

 

然而,彭建国的态度是谨慎的。他指出,目前国有企业高管层绝大多数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抱有极大热情、国有企业员工绝大多数对员工持股抱有特别的积极性。有人说,过去30年来的中国,在地方国企改革、股市、房地产、矿产、PE等方面出现了成千上万一夜而成的亿万富翁,他们预测又有多少富翁将在这次变革中产生,从而出现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加剧两极分化,这是广大民众最关注、最担心的问题。

 

 

“尤其员工持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过去曾经搞过,但有些出现了偏差,甚至造成过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公平、国有资产流失方面出现过一些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社会公平,国务院曾专门发文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实际上叫停员工持股,对一些已经搞了员工持股的采取清退等措施。过去有些企业因为要上市,上市前对员工持股也进行了清退。”彭建国说。

 

彭建国还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别是员工持股企业中,其风险点即国有资产流失最可能发生的地方在“三优”:优良企业、优良资产、优良业务线。其中,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有4个渠道:潜在利益、资产评估、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低估贱卖已广为人知,而关联交易则隐秘而多样。

 

李锦也以国企上世纪90年代“改革暴利”的教训为例提醒说,尽管历史已经向前走过20年,国企改革的条件与反腐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企监管部门能力增强,国企老总的政治素质也非往日可比,而且现在搞的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私有化改革,但仍有发生的条件。(记者: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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